沧浪亭中的五百名贤祠，是一座纪念古代苏州出生或与苏州有关的名贤祠堂，祠内满绘名贤画像，各像有后人的赞语，这是三国时代吴国官员陆绩、宋代教育家胡瑗画像与赞语。 （资料图片）
宋代造园 清代立祠
一生挚爱园林的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曾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在苏州留存至今的园林中，沧浪亭是时代最早的一座。苏州园林各有妙处，艺圃曾归明朝文震孟、文震亨兄弟所有，这对兄弟是苏州鼎鼎有名的才子文徵明的后人，文震亨更是以《长物志》一书著称后世，为传统文人精雅生活留下极富诗意的记载，前往艺圃的路曲曲折折，待入门后，豁然开朗，原来这座园林就隐藏在城市民居中，大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探索沧浪亭的感觉迥然不同，沧浪亭是一座从门外就能窥见门内景象的园林，没有高墙深锁，沧浪亭是一座面水园林，它邀请门前的葑溪为园林景观增光添彩，此谓“借景”。陈从周先生对沧浪亭的景观设计有精妙见解，沧浪亭“园周以复廊，廊间以花墙，两面可行。园外景色，自漏窗中投入，最逗游人。园内园外，似隔非隔，山崖水际，欲断还连。此沧浪亭构思之着眼处。若无一水萦带，则园中一丘一壑，平淡原无足观，不能与他园争胜”。一溪清水，激活了园林景致，而最早布置出这景致的是北宋苏舜钦。
苏舜钦出身名门，爱好读书，诗文俱佳。据说苏舜钦十分喜欢《汉书》，把《汉书》当成下酒菜，如此入迷实不多见。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苏舜钦支持范仲淹而遭人排挤，离开都城，流落苏州，寻到一块“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的地方，便在这里建造了沧浪亭。对于苏舜钦来说，沧浪亭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安宁，在《沧浪亭记》中，他如此描写他的生活：“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苏舜钦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人间之真趣，对于过往的遭遇，逐渐释怀。
沧浪亭在苏舜钦在世时就有一定的知名度，后世名气就更大了。沧浪亭中，亭台楼阁颇多，其中有一座“五百名贤祠”。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重修沧浪亭时创建“五百名贤祠”。今天在五百名贤祠中可见的名贤石刻画像共有594幅，已近六百。沧浪亭与五百名贤祠在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过，因此594位名贤上起春秋，下至清朝同治年间，他们或出生于苏州，或在苏州生活过，有许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五百名贤祠赋予沧浪亭新的气质，它不再仅仅是一座文人游憩的园林，也成为具有纪念意义和教化功能的场所。
置身于五百名贤祠中，游客也许为接踵而至的名贤形象所吸引，无暇详考他们的道德文章，但能明显感受到中华历史文脉的完整传承，发出名贤辈出的赞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一篇文章无法讲清楚五百名贤的故事，我们只讲其中四位名贤的故事。
季札：挂剑示诚 乐因和美
五百名贤的第一位是季札，吴王寿梦之子，他生活在春秋时代，大概比孔子年长二十来岁，孔子十分敬重这位来自南方的君子。季札在许多方面都值得他人敬重，他留给后人一个“季札挂剑”的典故，展现了君子是怎样讲诚信的。
季札常作为吴国使者出使他国，有一回他在出使途中经过徐国，与徐国国君见面，徐君对季札的宝剑流露出喜爱的神色，但在与季札的谈话中丝毫没有提到宝剑。季札看出徐君喜爱自己的宝剑，想要将宝剑献给徐君，但此刻他有使命在身，佩剑是使者的基本礼仪，他不能立刻进献宝剑。完成使命后，季札回程又经过了徐国，可他却再也无法面见徐君，因为徐君已经逝世，季札来到徐君墓前，将宝剑从身上解下，挂在墓前一棵树上。随行的人不理解季札的做法，认为徐君已逝，这宝剑送给谁呢？季札道出自己的心迹：“吾始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在季札心中，他当初已决定将宝剑献给徐君，岂能因为徐君逝世而背叛自己的心呢？
古人判断一个人的品德，常有“论心”与“论迹”之争，内在动机与外在表现并不总能一致，但心迹合一是古人倡导的高境界。季札的诚信发自肺腑，成为后人尊崇的榜样。季札对音乐有着高超的见解，他曾经出使鲁国，鲁国传承着周王室的礼乐，鲁国乐工为季札演奏来自不同地域的音乐，季札能够从中听到各地民风的差异，作出精到的评论。季札认为最好的音乐“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一系列的评论意在表达最美的音乐是最和谐的音乐。季札论乐，其实也是在论政风民风。
陆绩：廉石压舱 传承后世
五百名贤的石刻画像上，均有十六字的评价，这些赞语表明了他们被选入名贤的理由。三国时代从苏州走出了一位贤明太守，他的名字叫陆绩，其赞语为“郁林贤守，吴邦所瞻。怀橘知孝，载石表廉。”怀橘知孝讲的是陆绩童年时的故事，载石表廉讲的是陆绩成年后为官的故事。
《三国志》记载，陆绩六岁的时候，随家长到九江拜访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众人，陆绩拿了三颗橘子放到自己的衣袖中，古人衣袖宽大，放得下三颗橘子。拜别之际，三颗橘子从陆绩的衣袖中滚出，袁术见状不悦，觉得陆绩不知礼数，便故意问他：“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陆绩答道：“欲归遗母。”陆绩怀橘是想让母亲也品尝到自己曾品尝的食物，陆绩小小年纪即知孝道令众人感到惊异。也许，更加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他对时局的评点。三国时代，兵戈扰攘，孙策据有江东之地，曾与人共论时事，众人皆赞同“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独有陆绩并不完全赞同，他引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名言，认为武力之外当讲文治，双管齐下才有效。
陆绩曾为郁林太守，在任上清廉自守，为民称道。他来时行囊萧瑟，去时也是行囊萧瑟，船夫担心船轻，恐怕经不起一路上的风浪，陆绩请人搬来一块大石头放到船上，这便是“廉石”的由来。这则故事见于《新唐书》，是由陆绩的后人陆龟蒙所讲的，可以想见他说这则故事时的得意之情，这块廉石在陆龟蒙的时代摆在陆家门口，这是无声的家训，后来移入苏州文庙，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廉石故事之所以能传播千年，正在于它蕴含的唯有清廉才能致远的道理。
白居易：修筑山塘 养竹修身
唐代苏州，人口繁盛、经济富庶，在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向南向东移动，苏州在全国的地位更加亮眼。唐代苏州曾迎来三位“诗太守”，他们既是官员，又是诗人，分别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其中最为苏州人怀念的是白居易。五百名贤祠中，三位诗太守的石刻画像均在列，白居易的赞语为“白傅忠谠，施于有政。百首新诗，袖中吴郡。”
白居易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便有“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的梦想，他实在幸运，日后苏杭两地都做过官。白居易在苏州任上的时间不长，唐朝宝历元年（825年）五月，白居易到任苏州，第二年八月因病离任。白居易晚年写过三首《忆江南》，他“最忆是杭州”，“其次忆吴宫”，也就是苏州，他想着“早晚复相逢”，但终究没有再度相逢。
苏州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影响，白居易也给苏州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他在任内主持开凿了从阊门到虎丘的山塘河，山塘河在阊门与大运河相通，它的兴建便利了苏州的水陆交通。苏州人将山塘堤称为“白公堤”，以示对白居易的尊敬。白居易离任那天，全城百姓前来相送，盛况空前。白居易在苏州写了不少诗文，他晚年编订自己的诗文集，将其中一个抄本献给了苏州南禅寺。
白居易有一篇《养竹记》，是谈竹之品质的经典文章。他说竹有很多值得君子效仿的品质，“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白居易因此鼓励庭院中多养竹。沧浪亭中种植最多的植物不是别的，正是竹子，五百名贤祠旁的翠玲珑，种植二十多种竹子。君子不可一日无竹，个中深意在于君子不可一日不以竹为自己的参照物，反求诸己，追求至善。
胡瑗：分斋教学 传道解惑
对许多读者来说，胡瑗是个陌生的名字。这位宋代思想家、教育家在当时得到范仲淹、欧阳修等许多我们熟悉的人物的一致赞赏。后人给胡瑗的赞语是“安定设教，士先立志，分斋授业，经义治事”，简明扼要说清了胡瑗的教育方法。
胡瑗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教育事业，范仲淹到苏州担任知州，创办苏州州学，延请胡瑗为教授，并将自己的儿子范纯祐送去学校，请其指导，之后胡瑗又受邀担任湖州州学教授，他在两地的教育实践被称为“苏湖教法”，成为宋代太学参考的办学模式。倘若简要介绍苏湖教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明体达用、分斋教学。
胡瑗将圣人之道分为体、文、用三个部分，仁义礼乐等永恒不变的道理为体，先贤制作与解释的经典为文，而将道理与经典用于实际尤其是用于为百姓解决问题则为用。胡瑗主张“明体达用”，落脚在一个用字，反对空言，这也是对当时科举考试崇尚诗赋、学者雕饰文字的情况的回应。
胡瑗因材施教，将学生分成经义、治事两斋进行教育，入经义斋的学生要“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他们的学习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入治事斋的学生或“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历以明其数”，在这些科目中主修一科，兼修一科，成为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专多能人才。
胡瑗制定的学规很严格，但他在约束学生前，首先约束自己，为他们做出一个榜样。这样一位严肃的老师，也会带着学生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因为他认为学者“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如此才对学者有益。
五百名贤祠内悬一匾额，上书“作之师”，不仅胡瑗是老师，五百名贤皆为老师，可传道授业解惑，可激励今人砥砺成贤。（陈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