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新中国成立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49年4月11日开幕。会议第二天，任弼时作工作报告，因为当时他的身体不好，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报告作了一半，作不下去了，最后只能由荣高棠接着读完报告。
任弼时身体之所以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曾经在革命岁月中受到敌人的折磨。
1928年底，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执行任务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并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运用智慧，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尽了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特务按他所说到上海核对时，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趁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时苏醒后仍坚持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巡捕房更感到他是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疏通各种关系进行营救，才使他获释出狱。
此后多年，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病情逐渐加重。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虽只三十出头，可从外貌看都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他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这是任弼时恪守的工作原则。
在三大战役期间，任弼时带病坚持工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不分昼夜地协助毛泽东研究战局，部署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期间，任弼时因商议战事无法正常休息，血压上升至200多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跳动100多次。按规定应停止工作，可他坚决不肯，医生只好规定他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
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任弼时深刻感觉到是不够的。而实际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要比这多四五倍以上。
一天早上吃过饭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3个邻居都从“家”里走出来，坐在杏树下面的木墩上。不一会儿，刘少奇和朱德也来了。他们本来是到毛泽东办公室去开会，但坐在这里后谁也不愿挪动，会议地点就临时改在了这里。
场坪的四周，有堵土板墙围着，没有闲人到这里来。场坪上暖融融的，不冷不热，又极为安静，除了一群“嗡嗡”的蜜蜂在为他们奏着乐曲，便是那花间跳着舞的几只蝴蝶，再就是远处那鸟的歌唱了。他们各自打开一份文件，一边看一边讨论研究。他们时而严肃认真，时而又谈笑风生，时而眉头紧缩，时而眉开眼笑。一直到树影子偏东了，才散会。
任弼时刚要准备回家，毛泽东却叫住了他，要他留下来说说话。
两个人便又坐了下来。
毛泽东眯着眼睛看着任弼时，还不时皱一皱眉头，一句话不说。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坐着，空气几乎都凝结了，静得很。任弼时终于忍不住了，问主席到底什么事？
任弼时很清楚，肯定不是工作的事，否则主席不会这么长时间不开口。
那到底是什么呢？
毛泽东问他身体如何？这一问，让任弼时发愣了，他语无伦次的说道，身体挺好，没有任何状况。但额头上却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毛泽东看着他，点燃一支烟，吸得很慢，然后语气缓缓地说道：身体是工作的本钱，本钱都不要了，以后还怎么工作？我们夺取了全国胜利，以后的工作也很繁重。所以你要立即停止工作，抓紧休息。
任弼时只是一再地重复他的身体很好，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
毛泽东吩咐阎长林去叫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来。
陈琮英带着满腹的疑问，思虑着主席叫她做什么？让她想不到的是，毛泽东问的是任弼时的身体怎样？有没有听医生的话按时睡觉、按时休息？最近都在做什么？
陈琮英思考了片刻，机敏中透着慌忙，回答说他按时睡觉，按时吃药，按时休息，身体也很好，一切都很正常。并说道，前两天，他听取了华东财办关于1948年财政收支及人民负担情况的汇报；昨天，他听取了冯文彬关于中央团校在各解放区招收学员的情况汇报。陈琮英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毛泽东。
听罢，毛泽东思考了片刻，抬头望了望天空，接着说道：“陈琮英同志，好像少了些吧，昨天晚上我们散会后，胡子又批改了解放区关于土改的两个文件，后来还找少奇同志就土改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昨天晚上3点多，你们屋子里的灯还亮着。”
毛泽东扭头招呼站在一边欲言又止的任弼时的警卫员邵长和，问他首长的身体到底怎么样？
没想到邵长和有些激动地哽咽了起来。他的病到底怎么样？毛泽东也有些激动了，同时用有力的手握住了邵长和的手，说道：“孩子，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讲。你们首长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邵长和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声来，说道：最近首长的病又犯了，低压110，高压200……可是他总是忙工作，不按时吃药，也不按时休息，医生也拿他没办法……
任弼时看再也瞒不住了，不禁长叹一口气，抬头望着有些灰蒙蒙的天空。一旁的陈琮英见状也不禁跟着掉起了眼泪。
毛泽东真的急了，他走到任弼时身旁，非常生气地大声嚷道：“走，你马上给我走，到苏联去，好好治病去，陈琮英也跟着去。如果治不好病，你俩谁都别回来见我！现在就动身出发。小邵，去给你们首长收拾东西去！”
“主席，千万不要啊！我保证再也不熬夜了，以后也一定按时吃药，按时休息。真的不能走。”任弼时说道。
毛泽东同样也是万分的感动与痛苦，他缓缓地闭住眼睛思考着，真的让任弼时离开吗？大量的工作离不开任弼时，但他的病又……
刚刚还有些吵闹的院子里，一瞬间只剩下了陈琮英、邵长和的哭泣声和毛泽东、任弼时无奈的叹息声。
思考片刻后，毛泽东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沉重地望了望任弼时，然后慢慢地走向任弼时并向他伸出手。
两双一样抖动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互支撑着彼此，而且越握越紧。
毛泽东的眼圈红红的，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以后，每天工作不能超过4个小时，这是命令，必须遵守！你要时刻记住，你的身体不仅仅是你自己的，更是我们革命事业的，为了我们革命事业，你必须服从命令，好好照顾自己。你要是再不听话，立马把你赶到苏联去，我这是代表中央给你最严重的警告。”
但这样的命令，任弼时从来就没遵守过。
夜静了，任弼时又开始进行着他的工作。毛泽东给他派的苏联医学专家米大夫在门外徘徊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来，恳请任弼时必须遵守一天工作不能超过4个小时的规定，应立即休息。
谁知又过了一个小时，灯仍然亮着。米大夫再次走进来，用恳求的声音说：“真的再也不能工作了。”
“快写完啦。灵活一点嘛，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多，您就让我再工作一会儿吧！”任弼时在跟大夫商量，使人感觉好像是在请求领导批准。他说完，看看米大夫还站在那里，就说：“大夫请回去吧，你也该休息了!”
4个小时，对任弼时来说，那是太少了，无论如何也不够用。在他的工作时间中没有哪一天是少过10个小时的。有时，工作一忙起来，哪里还想到时间，只能是没日没夜，常常是深夜12点以后休息，清晨一大早又要起来。
夜深人静，米大夫走时，把督促任弼时休息的任务交给了警卫员邵长和。邵长和一边值着班，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让首长休息。他进去催过两次，都没起作用。过了一会儿，他望望柏坡岭东方的天边就要发亮了，任弼时还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左手托住后额使劲搓了搓，又“唰唰”地写下去，好像永远也没有写完的时候，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整天和一个通宵了。邵长和心里一动，他拿起脸盆，出去打盆洗脸水端进来，放在盆架上，要首长洗脸，任弼时打了个呵欠，想去擦一把脸。他从床头的一条绳上摘下毛巾来，不由往床头一坐，身子往墙上一靠，手里拿着毛巾，呼呼地睡着了……他太累啦!
邵长和走上前来，想把他叫醒，让他躺到床上好好睡一觉。试了几次，也没喊出声来，他不忍心把他叫醒。对任弼时来说，能多睡一分钟是多么难得的事啊!邵长和担心的是把他喊醒以后不去睡觉，又要回到那张木桌前继续工作，所以，索性就让他坐着多睡一会儿吧!
任弼时除了血压一天天增高，还有心脏病和糖尿病。按他的病情，早该放下工作专门休养了。
1949年3月，任弼时一家随中央机关迁到了北京，住在香山。因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连开国大典都未能参加。
毛泽东劝他到苏联养病，让他养好了再回来。但是，没过几个月，任弼时就从苏联回来了。
他总觉得有许多工作在等着他，在那里住着心里不踏实。
见到憔悴的任弼时，毛泽东想说仍按照过去的规定，每日工作4小时，但却没有说出来，因为他深深知道，这个规定任弼时根本不可能去执行。
1950年的10月，任弼时的病情突然恶化。毛泽东不让他再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劝他，把工作全部丢开，要先治病。他嘴上答应，实际上还是歇不住。工作一会儿，顶不住了，再躺一会儿，直到最后起不来了。
他的病越来越重了。
随着抢救时间的延续，医生们感到任弼时的生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任弼时病危的通报。
10月24日夜，拖着病体劳累了一天的任弼时又和工作人员讨论了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的情况。然后又打开地图，关注朝鲜战场的战况。陈琮英实在看不下去了，劝他早点休息，有事明天再忙。任弼时说道：“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谁都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他患了脑溢血，不能说话了。
时隔60多年后，医学专家分析，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及时确定出血部位，开颅止血，或许能有一线生机。可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下，虽然苏联专家和中国专家们尽了最大努力，还是很难将任弼时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
1950年10月27日中午12时36分，任弼时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他勤奋不息的一生，明天还有明天事的工作作风恰恰是他无言的遗教。
任弼时，“五大书记”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却是最早离开我们的。叶剑英曾经非常中肯地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