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的斗争，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战斗在这块贫穷土地上的赤子们，穿的是单衣，睡的是稻草，吃的是红米南瓜。但他们的思想富有、信仰富有、意志富有。
余贲民，另名楚龙，1888年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城关乡的一个木匠家庭，1909年考入湖南四十九标军官学堂，毕业后任连长,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因负伤退伍，在启明师范任园艺部主任。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平江县雪耻会长。1922年任平江县县农会主席时，在长沙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平江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余贲民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平江县团防局局长。8月中旬，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抵平江，余贲民率团积极配合北伐作战，先克白石岭，后夜渡汨罗江，打下了平江城。
1927年，是个多事之年。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长沙的许克祥又发动了“马日事变”，继而不到两个月，汪精卫也公然撕破脸面，于7月15日叛变革命，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中。在这场剧烈的动荡中，余贲民义无反顾，带领平江工农义勇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秋收起义时，余贲民领导的平浏义勇军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余贲民被任命为中共秋收暴动“前方消灭敌人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余贲民当时的年纪已近四十，在当时队伍中可以说是元老了。
谁也没有想到，声势浩大的秋收暴动仅进行了4天，三路人马就遭到了失败。在这严峻的局势下，前委书记毛泽东审时度势，在文家市会议上，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向萍乡“退却”的主张。毛泽东的这一主张，遭到了当时的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俊的坚决反对。在前委委员表决时，余贲民、卢德铭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以微弱多数通过了“退萍乡再说”的决议，才使这支面临困境的弱小部队得以保存下来，从而逐渐走出困局，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创举。余贲民在其中功不可没。部队上井冈山后，毛泽东交给了他一项新的任务。
这个任务，说重很“重”，说轻很“轻”。说“重”是从此要独立挑起部队的后勤担子；说“轻”是从此离开硝烟滚滚的战场，在后方做些默默无闻的杂事。
毛泽东要他当后方留守处主任。
余贲民一听，连连摆手：“毛委员，这个使不得，使不得。我平生志在战死沙场，这个事还是另请高明吧！”
毛泽东见余贲民如此激动，笑了。说：“楚龙兄，眼下的情况你是了解的，靠着袁文才同志的帮助，我们总算找到了一块落脚的地方。我们要在这里生存下去，不能什么事都依靠人家袁文才吧？我们要办好我们自己的后方事业。留守处的担子太重要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
“你不会是嫌我年纪大，把我丢在这里不管了吧？”余贲民有点不解地问。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你这是哪里话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把你留下当留守处主任，就是给袁文才同志吃一个定心丸，让他放心，我们工农革命军只是去湖南扩大宣传和影响，马上就会回来的。”
余贲民听完毛泽东的话，说：“毛委员，我明白了。你放心地带部队去吧，我会把伤病员和辎重以及留下的同志们安置好，与袁文才同志搞好关系。”
毛泽东紧紧握住余贲民的手：“知我者，楚龙兄也！”
一位曾率领千军万马的师级干部，一下子变成了小小的留守处主任，一般人是难以接受的。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但余贲民没有去考虑这些，他想到的是：工作形式变了，工作的性质没变；工作的场景变了，工作的任务没有变，只不过就是分工不同而已。
就这样，余贲民从纵横驰骋的疆场，转向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成了井冈山红军后勤事业的首任“司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的最早创始人。
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带着工农革命军离开茅坪。余贲民挑起了留守后方的担子。他在袁文才的帮助下，从宁冈找了几个中医师和护理人员，将革命军的第一所后方医院办起来了。这对革命军轻装上阵，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后，在余贲民的张罗下，革命军的枪械修理所在步云山白云寺正式开张了；革命军的储备中草药库也在茶山源办起来了……
11月初，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回到了茅坪。余贲民和袁文才赶到茅坪八角楼，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连声说：“你们做得好哇，辛苦了。”
毛泽东回到井冈山后，与余贲民、袁文才进一步商量了有关部队命脉的给养和后勤保障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到部队能否在井冈山站住脚、扎下根。考虑到冬天即将来临，毛泽东嘱咐余贲民、袁文才物色一些裁缝，准备开办一个被服厂。
红军的被装问题，是当时极其突出的问题。数九严寒，战士还是穿着两层单衣，风里来雨里去，谁也耐不住啊。
面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蒋介石慌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慌了。为了“剿灭”共产党，“剿灭”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除了向井冈山发动频繁的军事进攻外，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
井冈山根据地的盐、布匹、药材断绝了，日常必需品断绝了，军民的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红军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艰苦到了极点。
毛泽东作为井冈山这股红色势力的最高统帅，面临着这样的困局，也十分担心。他不无担忧地说：“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农民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
1927年12月底，部队从茶陵归来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把余贲民请进了八角楼，向他征求意见：“楚龙兄，眼下，寒冬已经来临，你原来请来的人帮做军衣，速度太慢了，要扩大生产。”
“润之兄，我也正想说这个事，不是我没想到这个事，关键是没有棉花没有布啊！”
“哦，原来是这样。”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说，“被装之事已到了万分火急。这样，部队明后两天就要去打遂川了。打下遂川弄到了布，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回来，你立即着手正式建立被服厂。”
余贲民庄重地点头应允。
余贲民这一点头，点出了红军被服的一片新天，点出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下的第一个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调动生产力的经验。
余贲民将被服厂选在了位于黄洋界山脚下的桃寮村。这里，处在深山之中，十分隐秘，不易被人发现。村中的张家祠宽敞明亮，是个理想之地。在袁文才的帮助下，余贲民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扩大招收了十几个裁缝，把分散在坝上、牛亚陂、马源坑等地的裁缝招拢来，集中住宿，集中生产。
毛泽东没有失信。1928年1月4日革命军打下遂川后，缴获了几百担白布，还有六架缝纫机，一起送到了桃寮。余贲民好高兴啊！可是问题也来了：白布怎么染成灰布？这个叫缝纫机的东西怎么使？这里的裁缝见都没有见过！
余贲民召开了“诸葛亮会”，这些山里老表你一言我一语，议出了一个土办法：用“牛眼籽”（一种野生植物）、茶梓壳灰、黄栀子和在一起做染料，再加上一点靛青就行了。经试验，可真管用。
毛泽东接到余贲民的“告急文书”后，立即在部队中广泛寻访，很快找出了几个会用缝纫机的战士，派回到被服厂。
虽说是白手起家，却是人气加志气。
一切按土法上马：厂房是农家祠堂，工作台是借老乡家的门板，工人自带粮食和菜。就这样，红军的第一家被服厂正式成立并开工了。
当“咔嚓咔嚓”的机器声荡漾在古老的桃寮上空时，那些当地的裁缝师傅傻了眼，缝衣工效是手工的十几倍！余贲民心里乐开了花。第一批军服出厂了，有棉衣、棉裤、棉被，还有绑腿、米袋、子弹袋等。时值井冈山天寒地冻，红军得到这一批冬装的补充，真如雪中送炭。余贲民看着战友们分批穿上了红军自己设计、自己加工的军装，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又一批军服出厂了。军需处参谋杨立三知道余贲民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他对余贲民说：“这套棉衣棉裤和棉被就给你留着吧，不能老这么熬下去！”
“还是先满足前方战友们的需要，我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余贲民婉言谢绝了。
杨立三又做了不少的动员工作，但不管他说什么，余贲民就是不肯接受，最后硬是把这套冬装退给了军需处。
随着人员、设备的增加，为了加快生产，使前线的战士们免受寒冷之苦，余贲民在被服厂里实行了计件制，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也成倍增长，日人均产量由15套上升到了25套。
俗云：打铁没样，边打边想（像）。随着斗争的发展，井冈山会师后，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下，井冈山军民想尽一切办法，积极开展自救，并尝试创办了红军早期的军需工业和实业，如红军被服厂、造币厂、军械处、印刷厂，开办了公卖处、大陇红色圩场等，有力有效地缓和了根据地的经济形势。
1928年5月底，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来井冈山视察，毛泽东还亲自陪同他视察了桃寮被服厂。杜修经对桃寮被服厂的开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还为被服厂写了一块厂牌。可惜的是，这块厂牌后来被敌人烧毁了。
余贲民后来还担任过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这时的余贲民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管家”。地方和红军打土豪收缴的金银，统一由财政部管理调配，而那些金条、金砖、金镯、金戒指等，都由余贲民用一个木箱亲自保管。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财神爷”，连一双6角钱的雨鞋都舍不得买，一年到头就穿着一双自己编织的草鞋。
在井冈山，余贲民与桃寮村的一位姑娘相爱，快要结婚了。岳母要他送一枚戒指给女儿作为信物，他断然回答说：“我这里是有不少的戒指、金条等，但这些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岳母见如此，叹道：“你们红军的官呀，我算是服了。”最后只得作罢。
遗憾的是，1933年底，余贲民在江西省万载县病故，时任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