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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廉政资鉴意义举隅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 2024-02-26浏览次数:

《资治通鉴》记载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司马光等著史钩深极奥,语言洗练。今人读来丝毫不隔,愈读愈新。其中蕴含丰富的廉政教育资源,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先略举几隅,以期多隅之效。

一、表动景随,身正令行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尔孙尔曾,象其仪刑。”仪刑者,效法、风范也。也就是说,先做出榜样,别人才能跟着学。为官者因职业的特殊性,示范效应较强,言行举止更要慎之又慎。

裴矩面对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只是逢迎取悦,面对唐太宗的“钓鱼执法”却敢于当廷诤谏。同是裴矩,在隋朝为佞臣,在唐朝为诤臣,原因在于隋炀帝恶闻其过,而唐太宗闻过则喜。在古代,为君者是表,为臣者是景,表动则景随,上行而下效。李世民从谏如流者为表,魏征直言敢谏者为景。凡事先立其表,再观其景,此所谓榜样的力量、标杆的作用。

唐太宗作为一代历史明君,曾言道:“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故为官者当修身自持,夙夜不懈,如履薄冰。

唐代宗时杨绾出任宰相,杨绾以清廉闻名,制令一出,举朝文武景从之。史书记载,杨绾生活简朴、为官清正,任命其为宰相,朝野为之庆贺。消息一出,中兴名将郭子仪正在宴请宾客,立刻将宴席的声乐规模缩减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出门随从人马声势盛大,当日立即裁撤,只余十骑人马;中丞崔宽宅第宏大奢侈,急忙令人进行整改。功盖天下、再造唐室的郭子仪都俯首如此,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二、守正戒初,慎终如始

“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教导我们要慎始、慎终。因图一时之便、纵一时之欲、逞一时之气,而突破底线、越过红线者,只会贻害无穷。

履霜有渐,坚冰自至,其所由来者远矣。唐玄宗执政之初,天下祸乱已萌其端,“缓歌慢舞凝丝竹”,奢靡懈怠之风悄然滋生,踩线、踏线行为屡见不鲜,终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观其所为,最可指摘者有二:

一是宦官干政,遂成厉阶。太宗时,对宦者的品秩有严格规定,且宦者不预政事。玄宗时,开始崇信宦官,“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是后,宦官“除三品将军者浸多”,“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唐代后世君主畏惧宦官就如骑在虎狼的身上挟持着毒蛇,终日心惊胆战;宦官则胁迫天子如玩弄婴儿,生杀予夺、拥立废黜皆出其手。

二是尾大不掉,已萌其端。唐初,沿袭前朝的府兵制,战时为兵,平时耕养,师出点将,兵还将归,既强干弱枝,又防止将帅拥兵。玄宗时,随着政治腐败、均田制崩坏,府兵制已难以为继。之后,边镇将领累年不移,集军权、财权、事权于一身,边镇之兵渐为将领的私人亲兵。再之后,就演变为骄兵悍将,藩镇割据,不受朝廷节制。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司马光说,明皇即属于这类人。这启示我们,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好头,起好步,一步一个脚印,铢积寸累,日就月将,始终不渝。

三、冰清玉洁,竭忠尽智

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出师表》情真意切、《诫子书》品格高洁、《临终遗表》光明磊落。他受后人景仰,在于其“心正”“业勤”,在于其公忠谋国、百折不回。相反,商纣王之流,穷奢极欲、断送大好江山。陆贽论曰:“天命由人,祸福由人……盖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无独有偶,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曾言:“今世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耳。”他恃勇骄暴,似乎一语道破天机,说穿了五代的政局。其实,安重荣没有当上天子,虽威风一时,最终兵败被杀,他的头颅,被石敬瑭割下后,“漆之,函送契丹”。这恰恰说明,兵强马壮者难以成为天子,行仁义,修人事,自然兵强马壮者,或许可为。安重荣之语,就是典型的“思有邪”。

迷信术士、服用丹药,崇信佛老,妄想长生不老、永生不灭,此风自古为害。唐初,太史令傅奕提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唐中宗时的左拾遗李邕上疏劝诫中宗:“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纵观历史,凡是不重视政事,一心迷信鬼神的统治者,终无善果。正如梁武帝萧衍,崇佛甚恭,却怠惰政事,最终落得饿死台城的下场。

盖“天命”亦由“人事”。满脑子私心邪念的人,往往只想走歪门邪道,最终会跌大跟头、翻车落马。这也教育我们当代为官者,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做人冰清玉洁,做事竭忠尽智。(山东财经大学 刘宝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