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899年1月，他出生于江苏常州。1922年入党。1930年来到上海，和鲁迅并肩作战，结下深厚友谊，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瑞金，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兼管教育部所属艺术局的工作。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斗争，1935年春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同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在中央苏区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极力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尤其是在戏剧创作大众化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斗争。
明确大众化的文艺方向
当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瞿秋白身兼多职，又身患肺病，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克服种种困难，拖着病体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一段时间之后，瞿秋白在调查中发现，红色戏剧运动虽已经开展起来，但从当时的革命形势来看，还是大有文章可做。文章从哪里做起呢？他认为方向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能模棱两可，要旗帜鲜明。于是，他从明确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入手，对工农剧社提出“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提议以“高尔基”命名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将“蓝衫剧团学校”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瞿秋白认为，“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为方便戏剧学校的学员理解和接受什么是为大众的文艺，瞿秋白还向他们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作品《下层》，他认为这些“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
文艺方向明确后，如何确保方向不偏离？瞿秋白认为，制度是很重要的。1934年2月至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徐特立的主持下，在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起草拟定了24种教育规章，其中包括《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俱乐部纲要》《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一系列文艺法规。这些法规的出台，规定了各个文艺组织的方针、任务和原则，为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真正走向大众、走进人民群众的心坎里，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艺术提供了制度保障。
办好大众化的戏剧学校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动员群众工作的扩大，中央苏区急需文艺创作的人才。为加强人才培养，瞿秋白十分重视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建设。在当时苏区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建专门的艺术学校非常困难。没有校舍，他就在瑞金叶坪找了一个破旧的祠堂略加修缮作为校舍，还修建一个室内剧场。一些同志不适应校舍的艰苦环境，时间一长，就丧失了奋斗的动力。瞿秋白了解情况后，就耐心做起了他们的思想工作，他鼓励大家说，路是走出来的，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
除了校舍，最令瞿秋白头疼的还是教员太少。为了保证学校教学活动有序开展，他挨个动员中央苏区党政军高级干部，如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沙可夫、保卫局局长钱壮飞、保卫局侦察部部长胡底、工农剧社社长洪水等热爱戏剧艺术的人担任兼职教员。他也经常亲自到学校讲课，还大胆起用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中擅长导演、舞台装置和美术的人，请他们来当教员。可是，同学们不愿意当被俘军官的学生，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得知后，亲自来到学校与同学们座谈，苦口婆心地说：“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替红军做事，你们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你们天天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了没有？”学生们答道：“没有。”瞿秋白的一席话讲明了学习的重要性，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于是同学们不再歧视被俘的军官教员，开始认真学习戏剧艺术。
此外，瞿秋白还亲自参加教学计划的讨论，他认为生活是最好的老师，“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并提出：学校要附设剧团，战时经常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舞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并注意搜集创作材料，保持同群众密切的联系。在具体办学实践中，瞿秋白认为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意义。他主张高尔基戏剧学校除开设普通班外，还应增设“红军班”和“地方班”，并把一些参加过苏维埃革命斗争的农村青年、红军中年轻的战士和各县区根据地工农剧社的社长抽调到戏剧学校培训半年，使红军和各县区都有一支懂得戏剧的文艺骨干队伍。
在瞿秋白的倡导和推动下，高尔基戏剧学校逐步走上了正轨，短短半年的时间，就为部队和地方培育了1000多名学生，锻造了一支支鼓舞和激励苏区军民英勇斗争的宣传骨干队伍。
倡导大众化的文艺演出
随着革命事业的深入，文艺活动需求量大增，地方苏维埃剧团面临剧本供应不足、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如何又好又快地发展文艺事业摆在了瞿秋白面前。他从苏区实际出发，既鼓励大家采取灵活方式进行创作，又严格规定剧本创作程序，提高了演出质量。
瞿秋白非常了解剧团演员的情况，知道他们大部分是参加过土地革命的农村青年，文化水平普遍低，有的甚至不识字，让他们独立创作剧本比较难。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他提出“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可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好的东西记录下来”。创作没有素材和灵感，他就鼓励剧社演员深入群众生活，与老百姓交朋友，甚至提出让群众参与集体创作，这样不但能多产生剧本，同时能很快提高每个同志写剧本的水平。
剧本数量有了保证之后，瞿秋白开始思考如何提高剧本质量。他亲自拟定剧本审查和预演制度，规定每个剧本、舞剧需先交由戏剧委员会讨论、提出关于“大众化、通俗化”的修改意见，然后经他最后审查，再通过预演以观效果。瞿秋白认为学会运用群众语言是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体现。例如他在讨论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时指出：“要用活人口头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一定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喜欢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的重要条件。”
1934年，中央苏维埃剧团到瑞金、会昌等中央苏区核心区域进行春耕巡回表演期间，采用集体创作方式，创作表演了《奸商富农破坏苏维埃经济》《富农婆压迫和毒打童养媳》《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惰二嫂不努力耕田》等反映当地群众革命生活的戏剧和活报剧，深受群众欢迎。除了表演，剧团演员还深入群众生活，与群众一起耕田、打柴、挑水、晒红薯干、收藏粮食，在学中演、在演中学，大大提高了戏剧创作效率和演出效果，一个月就创作出8个活报剧和3出戏剧，比过去剧社编委会数月创作的作品还要多、还要好。
瞿秋白领导推动的文艺大众化各项举措，成绩是显著的，对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丰富苏区军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1939年萧三到延安后，有一次毛泽东与他谈起牺牲的瞿秋白时，无限惋惜地说：“瞿秋白如果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邱华林 眭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