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出自宋代黄榦撰写的《朱文公行状》。行状是我国古代一种常见的文体，记录逝者生平行实，常出自至交至亲之手，故而可信可亲。行状可为墓志铭、正史和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提供基础材料。
黄榦提到的朱文公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黄榦与朱熹的关系可不一般，他既是朱熹的学生，也是朱熹的女婿。朱熹十分欣赏这位随他刻苦读书的学生，对他寄予厚望，将次女嫁给了他。可以说，无论是在学术传承上，还是在家庭关系上，黄榦都是撰写朱熹行状的不二人选。《朱文公行状》足有两卷，详细记录朱熹的生平和学术，元朝人修《宋史》时，明朝人编写《宋儒学案》时，关于朱熹的篇章均采用了《朱文公行状》的材料。
黄榦在介绍朱熹的治学特点时，说“熹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即深入研究事物蕴含的道理以扩充自己的知识，并将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中。朱熹推崇《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将这两篇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他从《大学》中拈出“格物”和“致知”两个词来，由此演绎出一套精深的认识论和修养论。粗略说来，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大至宇宙、小至花草都有理，格物要“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格物的结果是致知，“致知便只是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
因此，我们能够发现朱熹不仅是一位思想精深的哲学家，也是对万事万物都有兴趣、有一定了解的博物学家。据学者研究，朱熹对天文学研究甚深，甚至设想了一种人可以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假天仪。与他同时代的苏颂，主持创制了水运仪象台，这是用水力驱动的集天象观测、天象演示与计时为一体的天文仪器，是宋代科技成就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朱熹对苏颂所著《新仪象法要》进行过仔细研读，而且能够发现不同版本之间的误差，他对浑仪的兴趣使学者推测他可能家中就有一座，并用它来观测“极星出地之度”。
在朱熹逝世31年后，一位叫郭守敬的科学家诞生了，他将朱熹设想的假天仪变成了现实。郭守敬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科学家，他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创制了一批天文仪器，主持了当时规模空前的大地测量，制定了《授时历》。
郭守敬最为今人熟知的成就，是成功对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大运河从杭州一路北上，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北京。这个五一假期，游客可到今年正式开园的昌平区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参观，白浮泉经过整修后，汩汩流动如旧。修建通惠河是郭守敬治水生涯的得意之笔，他积三十年治水经验，选定白浮泉为水源，设计的河道与积水潭相通，当时江南漕船可以直入积水潭码头，使积水潭一带成为商业繁盛之地。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物资的流通和文化的交融，其功甚伟。
我国古代如郭守敬这样用自己毕生所学经邦济世的科学家不在少数，而当代心怀祖国与人民，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学家为数更多。有“太行山愚公”之称的李保国是其中的典型。
李保国主要从事山区开发治理和经济林栽培技术研究，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毕业后，扎根太行山区35年，用科学技术引领农民致富，直至生命最终一刻。看不得老百姓过苦日子的李保国，深信依靠科技的力量能让百姓脱贫，老百姓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
从1996年至2009年，李保国每年有两百多天住在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岗底村，带领村民研发与种植无公害苹果，128道标准化生产程序让这里的苹果质量有保证，自然不愁销路。李保国与岗底村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他用科学技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而他的研究也在此得到深化，他的28项科研成果中15项是在岗底村研究成功的。
在李保国的感人事迹背后，是将党的政策、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与农民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一项制度——科技特派员制度。这项制度实践已有二十多年，显著提升了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
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提到科技创新，“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科学家使命光荣也责任重大，只有深刻理解国家需要，心怀“国之大者”，自立自强，不懈创新，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方可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那时，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论文，也将写进新时代的璀璨华章中。（陈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