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多种御史，据《清史稿》记载，都察院中不仅有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左佥都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员，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巡农御史等负责专项工作的官员。而在其他一些清代文献中，还有一个不为今人熟知的御史——“审音御史”。
“审音”之“音”，乃“口音”也；所“审”何人，乃参加科考之人也。为何要设立一个审查科考举子口音的官职呢？这便要从清代的“冒籍”问题说起。
历代的科举制度与户籍制度的联系都非常紧密。从科举制度设计来看，考生需先后参加自己户籍所在郡县、州府、省的考试，进而才有机会获得参加全国性考试的机会；从选拔人才的角度来看，通过审查考生的户籍，得以筛选掉一些犯过罪、被罢过官等身世不清之人，同时可以防止考生通过科举考试后回原籍任职而产生结党营私问题；从考生的角度来看，由于各地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差异性，考生在江南地区参加考试的竞争压力较在北方地区而言大得多，如果允许到户籍以外之地考试，对该地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
冒籍问题由来已久，到明清愈演愈烈，各种冒籍情形中突出的一类，系冒籍顺天府。乾隆元年（1736年），当时担任顺天学政的钱陈群在《请改归冒籍生员疏》中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原因。他提到：“大兴、宛平二县，每逢岁科考试，童生之是否合例系顺天府府丞审音录送，至于学臣惟有凭文录取而已，但大兴、宛平二县……为贤才聚集之所，是以大兴、宛平入学率多为外省入籍之人。缘本童之祖、父或因经商而寄籍，或系仕宦而卜居，因而子侄得以援例考试。”由于“援例考试”政策的存在，虽有部分考生符合规定毋庸置疑外，但是“其中竟有原系贡监生员，或因实在不能回籍，或系希图两地乡试重考入学者，以一人而占两处学额，已属冒滥。”
由于冒籍顺天府问题严重，以至大兴、宛平“两县虽有额进七十五名之多，而土著得在进列者不过二三十人为最”。乾隆十年（1745年），顺天府府丞郑其储奏：“大、宛两县，额进生员，冒籍居多。冒籍得以入考，由冒同乡在顺天之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为父兄。而冒有籍贯之人，藉此获利。欲杜冒籍，宜彻底澄清。”郑其储提出了一些整改措施。工部右侍郎励宗万提出“审音宜特派大臣一二员，或满洲御史一二员，协同详审”，“审音向专责大、宛知县及府丞。今以两县童试，特派大臣，似非政体。应于府试时，该府丞移咨都察院，奏派满汉御史各一员，会同审音。”该建议由礼部议准。
审音御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位，审音御史是在童试结束后，会同府丞专司辨别生员口音与户籍是否相符的特殊岗位。
根据上述两人的建议，《大清律例》户律中补充了对冒籍顺天府人员的处理，“顺天府考试，审音之时，究出冒籍情弊，将本生及廪保俱照变乱版籍律，杖八十。廪保仍革去衣顶。知县教官如审音不实，滥行申送，俱照徇庇例，交部议处。受财者，计赃从重论”，为审音御史履职提供了法律依据。
清代审音御史的出现，对于发现和惩治冒籍科举者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审音御史权力大，尤其是对于冒籍考生而言，审音御史决定了其是入仕还是获罪，决定了其一生的命运，因而审音御史能否正确履职，对于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户部官员带领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拜见乾隆，在听张廷泰介绍其履历时，乾隆觉得其“似绍兴语音”，便问他原因。张廷泰奏称“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等语”。乾隆认为，“此与浙人寄籍顺天者何异，而其言尚未必信然也”，虽然通判是闲散官职，但由本地人担任，于体制不合，“著交于钟音（时任福建巡抚），于福建通判内调补”。同时乾隆指出了审音御史失职的问题，他说：“顺天应试，例有审音御史，验看月官，则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询察”。乾隆认为自己见各种官员时，尚能与其履历对照，辨别其语音，“诸臣审音验看时，如果留心听察，南北音声无难立辨”，要求审音验看诸臣认真纠劾。
审音御史的设立、审音制度的实施，可以看到清代为维护科举考试公平性做出的努力。科举考试乃国家抡才大典，为防止舞弊，历代不断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与办法，从中可以体会到古人的良苦用心与杰出智慧。（杨俊彦）
